而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在经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后，人们开始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矛盾，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即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能保护资源、改善环境，于是永续发展因运而生。在永续发展论述产生的过程中，首先于1972年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7条共同观点、26条共同原则。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保护全球环境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也是环境问题首次纳入发展议程的里程碑，但该会议强调的是单纯环境问题，尚未将环境与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加以结合。环境与发展不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行动纲领上都未得到解决，单就环境问题去治理环境，并无法摆脱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永续发展一词，联合国呼吁全世界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永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由当时挪威首相Brundtland担任主席。经过4年的研究，该委员会于1987年将《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该报告将永续发展作为尝试调和环境及发展两个目标的踏脚石，当时该委员会接受了仍有许多人认为不够精准的永续发展定义：满足当代之需要，而不损及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机。

　　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的双重背景下，联合国环境及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当时有183个国家代表团及联合国相关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与会发表谈话。会议通过并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及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作法加以否定，永续发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永续发展并不是激进的绿色思潮，因为它接受了经济成长是首要需求的主张，也认为人类的福祉应优先于环境的需要;而且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把环境当作是让人类运用并享受的资源。即便如此，各国政府在面对来自产业界与经济学家的反弹时，能够采纳永续发展概念，至少彰显出政府在政策考虑与制订时已能实际考虑这个名词。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环保运动的风起云涌，政府与企业界选择接受永续发展，其实是政治上的策略，因为如此方得以避免政治结果朝向不可知的方向发展。

　　二、永续性未来：典范移转之必要

　　永续性愿景的真正意涵乃在于以新典范取代主流典范，也就是必须作到全面性的典范移转。Kuhn在其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描述了科学知识创建的过程：与一般人理念不同的是，Kuhn认为那些被用来建构最佳科学的想法，往往都不是当时最佳可行的想法，反而只是因为当时最强势的一群科学家都这样想，所以这些想法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科学方法，Kuhn将这些想法、信念和价值称为主流典范。这种知识典范并不能有效地融入新的想法，因为传统典范的倡导者将努力保卫旧有的典范，因此科学革命必须不断地被提出与实践，并且以一种全新且基进的想法来取代旧有的典范。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倡议，但为追求科学的尽善尽美，大多数科学家仍会持续采取缓慢且保守的步调与立场。

　　即便永续发展不是基进的环保概念，但它毕竟与传统发展模式有所区隔，因此永续性观念的提倡，仍需彻底改变人们对知识的认知及应用，也需克服社会大众认为简化论及断章取义可以应付所有挑战的幻觉。因此，我们不应仅局限于知识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发问及实践。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现况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会让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引导我们作决策的模式是否和自然资本兼容?目前的决定究竟是创造资产或负债?哪些改善生活质量的作法危害了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如何使个人的成功和永续性兼容?以现况及永续性愿景而言，究竟谁赢谁输?综言之，新典范的特性大致可归纳为：

　　l在新典范中，价值系乎于关系而非物质：在旧典范中，价值似乎只以可量化的物质来衡量;而在新典范中，价值乃存在于过程、产品、使用者、周围环境、及整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

　　l在新典范中，环境是一个小宇宙：旧典范的简化论认为必须透过个体来了解整体;但新典范中，则认为唯有透过动态的整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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